宋庆龄的统战工作为何无可替代

位于淮海中路1843号的上海宋庆龄故居是国家名誉主席、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生前的寓所。这是她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今春三月，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推出“龄·1843会客厅”系列讲座，邀请读者在这座富有人文底蕴与生活气息的庭院里体验历史时空与中西文化的交融。3月12日，首期活动邀请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馆研究馆员熊月之教授主讲《宋庆龄与党的统战工作》。此外，由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大隐书局、徐汇邮政共同发起的文创市集、主题打卡活动也在当日举行。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龄·1843会客厅”系列讲座首期活动现场

熊月之教授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历史上，宋庆龄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刘少奇曾说过，历次关键时刻，宋庆龄一向是支持中国共产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这个评价并不过誉。熊月之教授指出，从社会政治资源的角度来看，宋庆龄是集多种身份于一身、无法复制的政治人物。

从家族亲缘关系而言，孙中山逝世以后，她是国父孙中山的遗孀。蒋介石与宋美龄联姻以后，她是蒋介石夫人的姐姐。她还是历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外交部长、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的姐姐。她是宋霭龄的妹妹，而宋霭龄丈夫孔祥熙则是民国政府工商部部长、实业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诸人都是民国时期极具影响力的高层人物。

宋庆龄在美国卫斯理安学院

宋氏三姐妹

从公开的政党关系而言，宋庆龄自1919年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底1926年初，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担任主席团主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2月被增选为政治委员，3月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宋庆龄公开辞去中央委员职务，拒绝担任国民党任何工作。尽管自1927年7月以后她并没有在国民党内做过多少实际的工作，但却享有很少有人可以相比的崇高地位。

从思想层面而言，宋庆龄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衷心拥护者、真正继承者与勇敢捍卫者，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高度一致。正如毛泽东在1936年在一封致宋庆龄的信中所写的：“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

1936年毛泽东致宋庆龄的一封信

从秘密组织关系而言，现有的资料与研究已经证明，宋庆龄早在1931年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苏联解体后披露出来的共产国际资料，以及廖承志1982年写的回忆录，从不同渠道、不同角度证明了这一点。由于秘密吸收她加入组织的是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所有信息都互通共享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方面起初并不清楚此事。1932年，“牛兰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指示宋庆龄等人参与解救活动，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等人这才有所知晓。1932至1933年，宋庆龄与中共组织之间开始发生联系，由董健吾13岁的女儿董惠芳担任地下交通，互通信息。中国共产党确知宋庆龄的共产国际身份，当为1933年。当时陈赓、廖承志等被捕，中共无法出面营救。4月5日，宋庆龄巧借在南京视察监狱之机，和陈赓说话，将中共党组织给狱中同志的纸条扔在地上，陈赓会意，用脚踩上，于是接通了狱中陈赓等同志与党组织的联系。经宋庆龄与何香凝联名向国民党交涉，廖承志得以释放。宋庆龄秘密来到廖家，向廖明言自己是共产国际代表，让他汇报在上海的秘密工作情况，并写出叛徒名单，由宋转交中共。1936 年5月，党组织应宋庆龄之请，安排李云担任宋庆龄联络员，在宋庆龄与中共上海地下党之间传递信息。

从文化素养方面而言，宋庆龄具有中西两种文化背景。她从10岁到15岁，在上海中西女塾接受过系统的西学教育。其后，她留学美国6年（1907-1913），接受了系统的美国高等教育，也是最为优秀的美国教育。她不光英文好，法文、拉丁文也有很好基础。与孙中山结婚后，为了更好地协助孙中山工作，又进修了法文、俄文与德文，法文已达到能够熟练翻译的程度。这种复合型文化素养，为她与众多来华的西方人士，特别是寓居上海的欧美侨民的联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熊月之表示，宋庆龄家族社会资源的丰富性，国民党内政治地位的崇高性，共产党内政治身份的隐蔽性，文化素养的国际性，使得她可以借用、支配的统战资源极为丰沛，进而使得她的统战实践更有成效，无人可比。随后，熊教授从宋庆龄1930年代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综合利用国际资源进行革命斗争、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牵线搭桥及其“人民至上”的统战实践出发点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从1931年到1936年，宋庆龄一直站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前沿，在统战方面进行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包括营救牛兰夫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七君子”（ 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创办《中国论坛》与《中国呼声》、隆重追悼鲁迅等。

1936年10月19日宋庆龄在鲁迅追悼大会上发表演讲。在国民党当局的政治高压下，宋庆龄主持制定治丧方案，主持鲁迅葬礼，还陪同鲁迅夫人许广平到万国殡仪馆选择棺木并偿付费用。

她还综合利用国际资源进行革命斗争，举办远东反战会议，组织国际友人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向延安推荐斯诺与马海德，根据路易·艾黎的性格特点与个人经历安排特殊的任务，充分发挥国际友人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

1934年，在宋庆龄的感召、支持与帮助下，上海外侨中的左翼人士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包括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美国人史沫特莱、马海德，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英国工程师、共产党员甘普霖等。

在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方面，宋庆龄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1月，应宋子文之请，宋庆龄委托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赴陕北，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与共产党谈判的重要信息。宋庆龄再三叮嘱董健吾，此行将“益国非浅”，务必办好。毛泽东等获此信息，做出了积极回应。毛泽东与彭德怀以联名电报的方式，表示愿意与南京当局进行谈判，并提出了谈判的具体条件。同年9月18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请她“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以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促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介绍潘汉年作为代表，商酌具体办法。宋庆龄立刻将信息传达于国民党中央，介绍潘汉年与国民党要员吴稚晖、宋子文、孔祥熙等会见，为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架起了桥梁。

同年，宋庆龄自董健吾处获悉，张学良曾派人到上海来寻找中共中央，想与共产党建立联系，商谈在西北联合抗日的问题。宋庆龄建议董健吾与此前曾在上海避难的共产党员刘鼎商谈，请他去西安做张学良的工作。刘鼎赴西安后，其才学深得张学良赏识，成为张高度信任的随从副官。刘系统地向张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了张与共产党全面合作抗日的信心和决心。刘鼎进而成为周恩来与张学良之间的联系人，促成了周、张在延安的见面与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与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

熊月之表示，宋庆龄在革命活动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统战的主体，又是统战的对象。对于宋庆龄的政治身份，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都是有所考虑的。1934年，宋庆龄由共产国际吸收到共产党内以后，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位代表曾批评过这一举措，称“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1957年，宋庆龄向刘少奇再次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刘表示：“从现在的情况来讲，你留在党外的作用会更大一些，虽然你现在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党内的一些事情都会详细的告诉你，你可以直接参与进来。”关于宋庆龄身份的这些特性，爱泼斯坦曾精辟地指出：“孙夫人可以做公开工作，还可以做地下工作，她还可以同时做两个工作”，“她的地位也是唯一的，别人再巧妙也无法代替”。但是，她一旦成为党员，就可能失去其特有的价值。“可以同时做两个工作”，即既是统战主体、又是统战对象的另一种表述。

最后，“人民至上”是宋庆龄的统战实践出发点。在宋庆龄的青年时代，关于国家的经典定义是三要素说，即国家是由国土、人民与政府三要素构成的联合体。国土是基础，人民是主体，政府是管理机构。宋庆龄对于这片土地、这里人民的热爱，热烈而深沉，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而对于政府，则是有条件的，要看其是否真正反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正如斯诺所说，1930年代，“宋庆龄有许多条路可走，然而她选择了一条最危险、最困难、当时看来也是最无希望的道路。这使她对于年轻的西方人和中国人具有完全的可信性”。对人民真诚，对组织真诚，对友人真诚，是宋庆龄人格中的光辉亮点。“翻看《回忆宋庆龄》文集，众多中外友人的回忆文章，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便是‘真诚’。”熊月之表示，最高级的统战，不是建立在工具意义上的利益交换，而是以真诚为基础的情感交流与思想共鸣。丰富的政治资源，加上以真诚为内核的伟大人格，最终成就了宋庆龄在统战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不朽丰碑。